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乔治-索罗斯撰文指出，全球层面的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论是金融还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议、原名金砖银行(BRICS Bank)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项亚洲的地区性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驾驭它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本文将刊登在7月9日出版的《纽约书评》(NYRB)上，原文为英文，作者授权FT中文网独家翻译并出版本文的中文版。和讯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在走下坡路。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UN)未能解决任何一起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给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贸组织(WTO) 1994年后的重大贸易回合谈判均未能圆满收场。由于治理方式过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法性越发受到质疑。20国集团(G20)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作为潜在有效的国际合作工具出现，但它现在似乎已经迷失方向。在一切领域，国家、宗派、商业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需要谈论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无秩序。
政治方面，局部冲突愈演愈烈、越发频繁。孤立来看，这些冲突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但它们经常互相关联，一场冲突中的失败者往往成为其他冲突中的破坏者。例如，当普京(Putin)的俄罗斯以及伊朗政府出于各自的原因向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伸出援手时，叙利亚危机发生了恶化。沙特阿拉伯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提供启动资金，伊朗则煽动也门的胡塞(Houthi)武装叛乱，以图报复沙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昵称“比比”(Bibi)）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反对美国正与伊朗商谈的核条约。冲突实在太多，以至于国际舆论难以施加正面影响。
金融方面，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已经失去垄断地位。在中国的领导下，一套平行机构正在出现。这两套机构是将彼此冲突，还是将找到合作之道？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同样互相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极大地取决于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即摆脱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增长，增强对内需的依赖——以及美国如何作出应对。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防止两个强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全球无秩序”这一步的？冷战期间，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导。每个超级大国都对其盟友和卫星国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通过“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一威胁避免了与对方的直接军事对抗。这种“同归于尽”的体系尽管疯狂，但是奏效：它造成了许多局部军事冲突，但避免了世界大战。
苏联帝国分崩离析时，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没有抓住机会。美国以个人自由为立国原则，没有成为世界警察的倾向。事实上，它对担任国际事务领导者的意义并没有形成连贯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奉行两党都接受的外交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主张基本一致。但冷战结束后，两党的合作伙伴关系破裂。两党都仍然重视美国的主权，但在将美国主权置于国际义务之下的问题上，两党很少达成共识。
之后在1997年，一群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美国应当利用军事霸权推行国家利益，并建立了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库，“以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但这是错误的路线：不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统治世界。“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基于不可靠的理由（这个理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进攻伊拉克，美国也失去了至尊地位。“新美国世纪计划”与希特勒(Hitler)的千年帝国计划寿命大抵相同，均为十年左右。
相比之下，在金融方面，对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曾有明确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20世纪80年代，这一共识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领导下成为主流。它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坚决的意识形态支持；它拥有所谓科学的依据，即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且，它得到了IMF的有效管理。比起新保守主义者所信奉的“武力至上”观点，这一共识在国际治理和国家私利之间达成了巧妙得多的妥协。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正是源自布雷顿森林机构创立时所依据的初始妥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议设立真正的国际货币“班科”(bancor)，但美国坚持让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并最终占了上风。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著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里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华盛顿共识倡导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订IMF协议的条文，推行资本账户可兑换，即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一路线的科学依据是错误的构想。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就的不是确保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的总体均衡，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危机戏剧化地展示出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还标志着美国政治至尊地位的终结和华盛顿共识的覆灭。它还是金融和政治去一体化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首先出现在欧盟这块地方，但之后扩散到整个世界。
2008年危机对世界所有经济体均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中国银行业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余地区、且主要为政府所有。因此，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中国的银行能够向经济提供大量信贷，抵消外需剧减的影响。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消费者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办法主要是向美国消费者提供赊销商品。但它的马力很弱，这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结果便是，自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崛起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得相当缓慢。
世界得以避免全球性萧条，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中汲取了一些教训。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持续存在的政治偏见限制了全球各地财政刺激的规模（中国仍然是例外），但美联储(Fed)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领导下走上了非常规货币政策之路，包括出台量化宽松——即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券来向经济大举注资。这避免了有效需求减少恶化为一场全球性衰退。
2008年的危机还间接造成了欧元危机。欧元是不完善的货币：欧元区拥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但他们相信，当缺陷暴露出来时，能够唤起政治意愿来纠正它。毕竟，欧盟的成立也经历了这番过程——每次迈出一步，心中深知这样做并不够、但必要时会迈出下一步。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2008年需要迈出下一步，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领导下的德国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的是促成两德统一。但事实证明统一代价高昂，德国公众不愿再承担额外的开销。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宣称不会允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但作为一位熟谙主流民意的政治人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却坚称，纾困责任应当由各成员国单独承担，而不是由欧盟集体承担。这就排除了建立共同财政部的可能性，而当时恰恰是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这便是欧元危机的开始。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等单个国家的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接下来，金融危机变身为一系列政治危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将欧盟从国与国之间平等、自愿缔结的联盟，变成了债权国（如德国）与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并引发越来越多的政治紧张局面。
欧盟起初是一次在地区层面进行国际治理的大胆尝试。2008年危机后，欧盟内部问题缠身，无法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自身作用。美国也变得更关注内部事务，但过程与欧盟有所不同。欧盟和美国变得“内向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走上下坡路。
鉴于西方大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它们影响力下降已造成国际治理真空。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争相填补真空，不惜动用武力。武装冲突呈激增态势，从中东扩散至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乃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建立分离主义飞地，普京的俄罗斯不仅挑战了依赖西方大国支撑的现行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欧盟成立所依据的价值观和原则。无论是欧洲公众还是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Putin)想破坏整个乌克兰的稳定，方法是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的崩盘（他可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同时避免占领东乌克兰的某个地区——如果占领的话，该地区就得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普京两度将板上钉钉的军事胜利转换为危及乌克兰全境稳定的停火协议，就是他这种倾向的明证。不幸的是，普京取得了成功——对比两版明斯克停火协议便可看出——尽管他的成功纯粹是暂时性的。现在，普京试图利用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威胁的严重程度与欧盟的羸弱程度直接相关。欧盟成功渡过了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但它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起，而是五起：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将要到来的英国退欧公投，使之应接不暇。欧盟的生存面临着威胁。
全球层面的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论是金融还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议、原名金砖银行(BRICS Bank)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项亚洲的地区性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驾驭它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作者：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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