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是像1971 年美国对中国开放那样的历史转折点，抑或是1938 年慕尼黑协议那样的悲剧幻象？但比作慕尼黑并不合理。

虽然两伊战争死伤惨重，但它对于伊朗的意义却不可与一战对于德国的意义相比。两伊战争并未造成那样为希特勒开辟道路的经济和社会崩塌。那么就只要看将伊朗比作中国是否恰如其分了。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就像如今的伊朗一样希望摆脱孤立。中国当时与苏联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而亨利·基辛格在察觉之后利用了这种紧张。

然而，是1978 年中国才把1971 年美国对其的开放变为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尼克松访华之行最初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他们继续向北越运送越来越多的武器并坚持激烈的反美论调。同样，也许就不该期待毛拉政权会停止批判美国撒旦或者不再呼吁摧毁以色列这个国家。

同样，在短期内，或许应该将维也纳协议首先视作它本身的样子，即所有可能的可选方案中最不糟糕的那个。的确，为恢复向德黑兰交付武器制定的期限有些短，这未免令人遗憾。但最关键的是在其他方面。为逐步解除制裁，伊朗以起码在10 年内放弃成为军事核大国作为交换。中东出现一次例外，外交逻辑压倒了战争。

伊朗的力量在这场成功的谈判结束后有所增强，这一点毋庸置疑。伊朗还在整个地区恢复了比以往更加合法的身份。我们应该高兴还是担心？如果我们认为如今“伊斯兰国”崛起所体现的宗教狂热扩散风险是比以军事为目的的核扩散风险更为可怕的威胁，那就不用怀疑。

的确，当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坚持称“核协议为打击极端主义的合作开辟道路”，有人会对他这番表现的绝对真诚度持保留意见。伊朗虽然是我们应对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客观盟友，但如果同时继续为什叶派极端分子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扎里夫的话就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在12 年中，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第二次在损害逊尼派利益的情况下被改变。第一次是在2003 年，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为之。华盛顿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什叶派统治的伊朗借机取胜。2015 年，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是为了给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前途未卜、代价惨重的军事冒险为整个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补偿，华盛顿向德黑兰求助：“请放弃核武器，恢复在这整个地区独一无二且享有特殊地位的角色吧。”

这种信息的传播效果免不了要糟糕，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利雅得，一些人士对于伊朗要如何利用在制裁被解除后很可能实现的经济腾飞深表担忧。这笔钱要怎么花？用于巩固国内政权还是扩大对外影响力？答案很可能是双管齐下。伊朗拿的多了，不就是沙特甚至埃及也拿的少了吗？

以色列的保留态度之强烈丝毫不逊于利雅得，却是另一种性质。耶路撒冷认为，伊朗只会说谎，而且“没有协议也比一份糟糕的协议要好”。美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也将采取这种立场，这正是以色列政府所希望的。“白宫干成的事国会也能把它毁掉。”但如果奥巴马成功让多数议员相信一份不甚完美的协议总比没有协议要好，那将发生什么？

以色列将伊朗核武器与犹太人整体的命运联系起来，称“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已过70 年，以色列不能让伊朗核武这把扎莫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从而冒起重新陷入绝境和日益严重的外交孤立之中这一风险。以色列的不妥协难道不是完全适得其反吗，尤其是恰逢“伊斯兰国”崛起为以色列的利益打开机遇之窗之际？

维也纳协议签署后，世界未必更加安全，但危险度却略有降低。

（作者：多米尼克·莫伊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编译：赵可心）

来源：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