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巴黎连续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是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法国总统奥朗德把这次屠杀式的袭击认定为“战争行为”，并派出航母编队进入波斯湾军事打击“伊斯兰国”（IS）。

十四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恐怖主义被视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题词。不仅如此，“9·11”还带来了21世纪初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间关系的重大变化和调整：

美国与俄罗斯中止了在布建反导系统问题上的争论，将注意力转向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合作上来，俄罗斯方面不仅默认北约军队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而且还为在阿富汗展开的“持久自由行动”提供了具体帮助；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刚刚经历了1999年南联盟“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海南“撞机事件”，中美关系进入了冷战后的低谷，同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地位和国际反恐阵营的形成使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欧盟暂时搁置了因欧元区成立与美国产生的矛盾，积极投身美国擎起的反恐大旗之下。

有媒体将这一次发生在法国的恐怖主义行为称为“欧洲的9·11”，“11·13”能否成为促成大国再一次联手行动的契机，这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与全球化同步的价值观冲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速度超越了人们的理性预期。而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心理冲击，更是远远突破了多数族群的承受极限。在原有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系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现有国际政治规则和伦理规范也面临空前挑战。

处在全球经济优势地位上的发达国家因占据有利资源而掌控着全球化的主动权，借此他们不仅可以轻易获取全球化的红利，同时还有着将可能遇到的风险随意转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身上的能力。

在全球经济秩序重新构建和产业链条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全球化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反而使大量不具备综合优势的经济体趋向更加被边缘化的处境。在全球化给当今世界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制造着让更多国际社会成员感到无奈的副产品。

这一现象虽然并非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但它的客观存在和被熟视无睹却成为反全球化思潮的温床。和历史上每次现代化带来的分化一样，处于劣势地位和被边缘化族群的思想精英们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遗憾的是，与历史上多数时期一样，极端化了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又一次被个别群体当作救世良药推出。

同时，全球化引起的另一个层面的急剧变化，是原来以民族国家和地区为标志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全球化进程使传统族群分布的文化疆界已不复存在。世界不同质文化间原有的缓冲地带被挤压得几乎荡然无存，过去“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相安无事局面被彻底改观。

在人们还没有适应彼此间的理解和尊重时，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已经摩肩接踵地激烈碰撞在一起。今年年初，也是在法国发生了《沙尔利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袭击的事件。新的恐怖主义行径在全球遭到声讨，但随后在欧美出现的数起“反伊斯兰”游行，将本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价值观空前对立起来。

人们在强烈谴责恐怖分子的残暴时，却忽视了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坚守各自的精神殿堂相互包含的意义。欧洲穆斯林人口的上升趋势是个不争的现实，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或达25%。当一些欧洲国家在“人权至上”的信念驱动下向难民敞开边境后，引起的不仅仅是欧盟内部的认识分歧，文化差异与社会安全问题似乎更成了难解的悖论。

西方以“民主”和“人权”划分敌友

今年10月在索契举办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尖锐指出，“正在建立的不透明的经济集团，其过程几乎是严格遵守所有保密规则。任务是明摆着的——改组世界经济，从自己的主导地位中获取更大的红利。但是这只会埋下定时炸弹，为未来的冲突准备土壤”。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思维盛行，以意识形态标准和政治价值观划界，使国际社会的团结在反对极端主义的合作中出现裂痕。尤其是以零和为目标构建新世纪大国关系的战略，使美国及西方国家将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国际政治主体都看作潜在对手，利用包括民族、宗教等问题在内的各国国内因素实现牵制、弱化、甚至控制，借此保持对国际政治发展走向和全球化进程的领导权。

“9·11”发生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各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表明，支持包括美国和北约在内的国际社会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俄罗斯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还在通道、基地、领空等方面给予协助，在面对恐怖主义共同威胁时释放出合作的诚意。

然而，即使是同在国际反恐合作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仍将“民主”和“人权”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早已将国际恐怖主义列为欧亚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但美国及其盟友对此予以的认同却是极其有限的。

美国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行动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而且表示“要与同俄罗斯政府持不同立场的一些车臣政治人士进行接触”。

200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平息了由“伊斯兰解放党”派生的极端主义组织“阿克拉米亚”策划的“安集延事件”后，美欧却抨击卡里莫夫当局“镇压不满民众”，并高调表示要对此事件进行“国际调查”。这一粗暴干涉内政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了反恐合作，并于当年就“请”美军撤出了本国领土上的汉纳巴德空军基地。

又在一年后，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和强烈抗议，将5名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俘获的“东突”恐怖分子嫌犯以政治避难名义移交阿尔巴尼亚。

在人类社会遭到恐怖主义威胁时，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反恐的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中毫无顾忌地滥用，这已注定了国际反恐联盟的解体。

“IS”是西方反恐双重标准的恶果

“IS”一步步坐大，恰恰证实了西方国家按照主观标准“改造中东”计划的破产。从伊拉克战争到“阿拉伯之春”，中东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当一个个西方不喜欢的“强人政权”被大国支持的“民主力量”推翻时，也为“伊斯兰国”这样的怪兽横空出世创造了条件。

这样的历史已经在“基地”组织和本·拉丹身上演绎过，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却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博弈给“IS”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美欧希望利用叙利亚反对派压垮阿萨德政权，消灭“IS”等于在帮助对手解决麻烦；以色列首先担心的是伊朗在反对“IS”的国际合作中影响力上升；土耳其的注意力则放在了库尔德斯坦是否会在反对“IS”的过程中合并成实体；沙特阿拉伯更是不情愿对同属逊尼派的“IS”动真格。

在与“IS”的军事较量尚未见分晓时，美国、土耳其已经协议为推翻阿萨德政权训练反对派武装了。难怪有国际媒体用“集体性恶果”来概括这场灾难中的国际社会不作为。

“合作安全”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2014年上海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亚洲新安全观”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一国际治理思路的意义不仅是对亚洲。当世界的物理距离仍在继续缩小，无论一个国家主体还是一个文化族群，其与周边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使所有个体脱离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时，构建国家安全的路径与方式就不能不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新安全观中，追求共同安全是最基本思想，其中包含了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安全原则。出于狭隘国家利益，追求建立在威胁别国安全基础上的片面安全效应，其结果不仅损害他人安全利益，最终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威胁。

在国际社会对共同安全意识基本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合作安全是构建共同安全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上升到这一层面的合作，应该是摈弃了冷战思维与零和观念的合作，应该是基于国家及族群个体与人类共同命运有机结合认知上的合作。这并不是一幅理想主义的虚幻蓝图，而是国际社会引领世界走出极端主义思想困境必须迈出的一步。

鉴于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美关系，人们已经不看好巴黎事件后会出现本世纪初曾有过的大国反恐合作局面。但也有媒体看到了普京在第一时间对巴黎恐怖袭击中死难的法国民众表示哀悼和对恐怖主义暴行的强烈谴责，预测俄罗斯将在中东反恐中“疏美近欧”。其实，在全球性恐怖主义狂潮面前，大国反恐思路和全球战略若依然不做根本性调整，“9·11”后形成的国际反恐合作局面中断并非不可能。

（作者：许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