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祖国呀，我永远留在你身旁！我不需要土耳其的海岸，也不需要非洲的地方。”——前苏联诗歌《候鸟飞翔》。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28日签署的对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的法令后，公正俄罗斯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用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米罗诺夫说：“我完全相信，不要土耳其建筑工人，不要从土耳其进口的食品，我们也能想办法挺过去。就像在《候鸟飞翔》里说的，‘我们不需要土耳其的海岸’。”

此前，俄罗斯是土耳其重要的海外市场，俄罗斯的很多建筑工程都由土耳其企业承包，工人也是土耳其人，土耳其公民赴俄享受免签待遇。

但是，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亲土耳其武装人员打死俄罗斯飞行员。这些都造成俄土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恢复，这无疑会给土耳其带来严重影响。

面对这种局面，大家难免会问，土耳其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在这背后，实际上涉及土耳其政治及社会的“深水区”。

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倾向？

因为历史和现实，土耳其曾经长期奉行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并有脱亚入欧倾向。但在近年来，却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倾向之间摇摆。

土耳其是名义上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两个土耳其”。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中产阶级是凯末尔主义的拥护者，也是当年享受了开国领袖凯末尔政策红利的群体。

凯末尔认为：“400多年来，宗教像铁钳一样禁锢着我们的大脑。”他所率领的军官团在推翻苏丹的同时也打击了宗教集团，从而使国家开始走向世俗化（即实际的“西化”特别是“欧化”）。这段历史最终使得土耳其始终在三个战略方向之间来回摇摆——脱亚入欧的世俗化道路、泛阿拉伯主义下干涉中东事务、民族主义之下干涉中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土耳其政坛的潮流，体现了土耳其社会内的“文官-宗教”集团压过了一定程度上代表世俗力量的军官团。这其中，外因在于欧盟对土耳其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得“脱亚入欧”始终流于纸面，欧洲国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打压军官团。内因则是，目前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经济成果难以惠及下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承载能力，从而导致宗教势力在选举体制下更易于上台。

在土耳其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而这里也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传统票仓。

某次，笔者与一位土耳其官员在土耳其东部登山。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多数没有经过教育的大众，他们几乎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唯一的知识（或者是并不唯一的偏见）就是——长城是为了防范我们建造的，而且非常自豪。”确实，且不说长城并不是为了防范与现代土耳其人关系并不深的突厥人，就算是，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呢？

笔者刚刚到土耳其工作时，曾专门关注过土耳其的媒体，发现土耳其媒体几乎没有国际新闻，少数与“国际”沾边的新闻报道，或是体育消息，或是类似于土耳其姑娘当选世界小姐之类的花边新闻。这样的舆论环境长期持续，导致相当一批土耳其普通民众缺乏对外界的基本认知。但是，这些民众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资源。

在土耳其现当代政治史中，长期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在政策上向这一群体倾斜，比如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支持率较高。

2007年10月，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现行的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由7年降至5年，可以连任一届。这为埃尔多安卸任总理之后担任总统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而在此前，土耳其总统由议会选举，不能连任。

而另一方面，土耳其领导人要争取宗教支持，不仅仅是为了选举考虑，也是为了与宗教领导人争夺影响力。目前，旅居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图拉·居兰在国内有相当一批支持者，并深度影响土耳其国内的资本集团和各种媒体。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店，都能看到居兰支持者在美国编辑的宗教宣传刊物。而且，这些刊物不仅印刷精美，而且均用塑料套封装，体现出很强的制作能力和经济实力。

在之前的数次选举中，居兰势力的基本盘实际上为正发党提供了大量农村和中下阶层“铁票”，仅农民阶层就占到土耳其大选中有选举资格的公民的40%左右。如果土耳其领导人对外示弱，或是表现出特别明确的世俗主义倾向，马上就会损失这些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色彩的选票。

“政教关系”“政军关系”错综复杂

另一方面，军队也是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俗语来说，现代土耳其曾是“军人监国”模式的典型案例。在土耳其这样没有进行过全面社会革命的国家，虽然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和代议民主政治，但政客当政后的政策往往会过度向本党派、本地区选民、本家族或利益攸关势力倾斜。当这些政客捞取私利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军方时常会进行干预，然后“还政于民”，这几乎已经成为“传统”。

但是，当前的土耳其领导人显然不会允许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因此，在过去数年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许多军队高级军官被捕。

居兰及其所领导的势力代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与执政党有交集但不一致，在相当多的具体利益上更不一致，双方在需要合力应对军方之时结成同盟，但也会相互博弈。

在此前的“军队未遂政变案”期间，政府抓捕了超过200名军官。但是，居兰势力想要彻底清洗世俗派军方人士，而政府领导人想要控制冲突规模。最终，政府虽数次更换检察官，但由于居兰一派影响很大，政府只能顺水推舟，清洗了一批军方世俗派人士。

然而，此举在土耳其国内遭遇极大反弹。而且，清洗导致有经验军官严重缺失，在相当长时间内严重影响土耳其陆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和谋划能力。这反过来导致土方今天在叙利亚问题上缺少重要的政策选项。

伴随着中东地区很多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社会政策“向右转”，其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极大转变。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私有化改革。自2002年至今，在现领导人执政的11年间，经济政策也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对包括邮政、交通、电力、矿业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对欧美资本开放。

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政府人士从中获益。一部分人因掌握权力而腐败，另一部分因接近权力可以影响决策而腐败。2013年，三名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的部长曝出腐败丑闻，使埃尔多安长期以来刻意经营的廉洁形象遭遇危机。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内摸爬滚打几十年，国内政治生态和力量对比了然于胸，但面对稍大一些的棋局，似乎不那么得心应手。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是埃尔多安的外交智囊，他是学者出身，但在实务操作中也有其局限性。土耳其外交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困局，与俄罗斯的交恶所导致的长期紧张，实际上也对土耳其自身不利。

是否支持极端势力？

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土耳其是否支持极端势力？

在此次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军机事件中，枪杀俄军跳伞飞行员的“土耳其旅”就是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其兵员有土耳其、叙利亚当地土耳其裔人、土库曼斯坦人。该组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均有训练营，并且得到了土耳其军方的支持和训练。这支武装的主要活跃区域是叙利亚西北部，包括拉塔基亚和阿勒颇。

土耳其在叙利亚并不仅仅是支持这一个组织。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是最先承认叙利亚反对派的国家之一。这背后有颠覆叙利亚现政权、扶植亲土耳其新政权的地缘战略目的。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很多消息源显示，土叙边境对叙利亚反对派呈“半开放”状态。被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人员供述，只要自称是反对派人员，就可以获得土耳其海关的放行，从土方一侧顺利进入叙利亚。

2011年12月，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菲利浦·杰拉迪就曾公开表示：“北约已秘密介入叙利亚冲突，土耳其率先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北约的秘密战争运输机已抵达位于边境城市伊斯肯德伦的土耳其军事基地。”事实证明，叙利亚反对派不仅在临近叙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军事基地和土耳其军官一起接受军事训练，还在土耳其境内建立训练营。土耳其成为向叙境内运送武器、通信设备、资金以及情报支援的大后方。

而这些所谓的“反对派”，此后有很多都成为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或是成为其盟友。

叙利亚内战爆发期间，笔者原本想从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口岸入境叙利亚，在边境的土耳其口岸一侧亲眼目睹了边境的半开放状态。由于土叙两国边境很多地方并无明显天然阻隔，所以在边境的土方一侧往往能目击另一侧的战斗。笔者当天就看到了叙境内的炮击和燃烧。当时，土耳其边境官员对笔者说：“我可以放你过去，这没问题。但今天是这样的战斗局面，你过去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此情况下，笔者放弃了入境想法，但也切身感受到了土叙边境的复杂性。

（作者：王国乡）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