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月3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当晚，伊朗西部伊拉姆省发生示威冲突，造成3人死亡。

报道说，持武器的示威者试图闯入马勒克沙希县一处执法中心，进而引发冲突。冲突死者之一为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另外两名死者为袭击者，冲突还造成若干人受伤。该县当天下午发生骚乱，袭击者攻击多处政府建筑，破坏数家银行，并毁坏、抢掠许多市民住宅。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警方特种部队已经介入维持秩序。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日表示，有些人打着各种旗号利用伊朗商户的抗议，煽动骚乱，企图破坏国家安全，“绝对不可接受”。他表示，抗议是合理的，会与抗议者对话。但骚乱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呼吁各方了解“敌人”的手段，以免他们乘虚而入。他同时保证，伊朗绝不会向“敌人”投降，并将让其屈服。

据伊朗媒体1日报道，伊朗两个省份发生骚乱，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3人受伤。

2025年12月底以来，伊朗国内出现零散的民众和平抗议活动，凸显出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困境的担忧。此次经济抗议活动始于德黑兰大巴扎市场的商人群体，随后逐步扩散到多个大中城市，绝大多数群众以和平形式表达对当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汇率下跌的不满情绪，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正在恶化的宏观经济形势。

新一轮抗议活动具有低政治化、非组织性的特征

当前伊朗国内出现的抗议活动主要以和平形式开展，这与历史上伊朗国内爆发的具有政治性诉求的社会抗议运动具有本质区别。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期美西方国家对伊朗境内社会抗议活动的报道叙事具有突出的立场偏向性，刻意夸大伊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分歧，这些偏向性报道叙事扭曲了伊朗国内抗议活动的本质特征，未能准确反映当前伊朗国内经济与政治的实际状况。

当前伊朗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主要挑战表现为全国性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致使普通民众实际收入下跌，里亚尔货币购买力不断萎缩。伊朗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12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至42%，食品价格较2024年12月上涨了72%，医疗用品价格上涨了50%。通胀率居高不下使伊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显著影响，一般性工资收入家庭维持其生活开支愈发困难。这种宏观经济形势是诱发新一轮伊朗国内抗议活动的主要因素。

在汇率市场方面，伊朗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表现为美元兑换伊朗官方货币里亚尔的交易价格持续上涨。里亚尔作为伊朗官方货币的实际价值持续下跌，这意味着伊朗普通家庭职工平均收入仅能折合为约100美元，普通工资性收入家庭的一般性收入仅足够维持其食品、能源等基本生活开支。由于伊朗经济民生领域消费较为依赖进口市场，汇率市场官方货币的持续下跌直接会传导给消费市场，引发突出的社会性影响。

相较于伊朗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周期性抗议活动，新一轮抗议活动主要议题指向社会经济与民生问题，具有低政治化、非组织性的社会运动特征。相较于21世纪初以来伊朗国内在2009年、2022年等年份发生的若干次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此轮主要聚焦在对经济、民生等领域的不满情绪，要求伊朗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宏观经济形势，控制通胀问题和汇率波动。同时，伊朗国内的周期性社会抗议活动主要是民众自发形成，缺乏社会性组织机制，这表明其社会运动具有突出的非组织性，这与2025年以来在尼泊尔、摩洛哥、孟加拉等国家发生的“Z世代”社会运动的自组织性具有不同之处。

制裁与治理双重压力下的伊朗经济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局面和新一轮抗议活动的压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领导的政府正在通过人事任命、直接对话等综合治理措施控制局面，防止出现危及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事件。

首先，佩泽希齐扬政府承认和平抗议活动的诉求具有合理性，承诺将通过实际行动改善当前的经济状况。在近期德黑兰等大中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后，佩泽希齐扬公开表示和平抗议活动提出的经济、民生诉求具有合理性。随后，佩泽希齐扬接见相关商会、工会等代表，采取直接对话方式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诉求。同时，伊朗政府对试图利用经济抗议活动制造社会混乱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承诺将采取强硬手段打击破坏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破坏性行为。

其次，佩泽希齐扬政府决定更换中央银行行长，通过人事调整制定和实施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改善经济困境。2025年12月29日，伊朗央行行长穆罕默德·礼萨·法尔津辞职，随后佩泽希齐扬总统任命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为新任央行行长。佩泽希齐扬政府在更换央行行长后，承诺将采取一揽子措施纾解经济困难和解决企业经营遭遇的主要挑战。新任行长赫马提承诺将推行汇率制度改革方案，恢复货币市场秩序，解决当前汇率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伊朗当前深陷经济治理困境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制裁和内部经济治理的双重影响，导致经济持续滑坡，物价汇率失控，其中美国施加的外部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窒息了伊朗经济的发展活力。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力图通过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破坏伊朗宏观经济稳定性，从而削弱伊朗经济对政治合法性、政权安全的支撑作用。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2.0经济制裁措施，对伊朗经济、金融、贸易造成显著影响。特朗普政府借此试图达到以压促变的效果，扼杀伊朗经济与地区经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迫使伊朗政府采用制裁规避手段维持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削弱了伊朗石油贸易出口的经济收益，加大了财政收支压力，造成官方货币里亚尔在汇率市场的实际价值持续下降。此外，外国投资面对次级制裁也望而却步，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及其心理战导致伊朗资本市场信心动摇。

经济治理困境与内外平衡挑战

在国内经济治理层面，伊朗经济体系缺乏现代化的全面性改革。由于经济基础设施老化，石油天然气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体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升级和扩大，能源资源行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电力系统、水资源系统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无法为经济生产提供足够的支持，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潜力。由此来看，伊朗经济治理面临着在宏观经济政策、基础设施升级、产业体系现代化等多重问题，经济治理现代化面临系统性、结构性的改革要求。

当前伊朗宏观经济形势表明其经济体系亟须系统性、结构性的全面改革，采取有力的宏观经济措施稳定物价，改革汇率制度，制止宏观经济指标继续恶化。如果伊朗国内的通胀问题和汇率波动挑战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经济困境长期化可能会逐步转化为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突出因素，从而陷入循环性的抗议浪潮，构成宏观经济恶化与政治不稳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伊朗在国家安全治理领域具有较强的制度韧性和应对能力，既有的社会维稳机制足以应对当前低政治化的自发性抗议活动。因此，新一轮国内抗议浪潮对伊朗政治稳定、社会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破坏性影响具有自限性，短期内不会影响到该国整体稳定。从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权以来，伊朗政府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巴斯基民兵体系的制度化构建，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具有基层性的军事安全控制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总之，伊朗在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下需要谨慎平衡其地区战略与经济治理之间的张力，其国内层面的经济稳定以及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随着“前沿防御”战略的解体，伊朗亟须制定新的地区战略缓和外部风险，其“抵抗经济”的体系韧性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重风险。从潜在风险来看，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关于核问题、导弹问题的矛盾冲突有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地区动荡，这种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伊朗应对外部制裁和内部经济压力具有不利影响。

（杨玉龙，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