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西方社会的遭遇可谓云波诡谲，伊斯兰主义的复兴，欧洲难民危机，欧盟逐渐分裂，恐怖主义的肆虐，种种历史迹象表明，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引发了人们的普遍担忧：“西方的没落”这个曾经缠绕西方社会的幽灵如今又还魂了！英国上议院议员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撰文（刊登于《联合早报》11月23日）称：巴黎暴恐事件凸显了西方政治社会秩序的衰败，西方没落了！
“西方的没落”并非一个新鲜话题，自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以来，每隔一段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出现危机，人们谈论的焦点自然会指向斯宾格勒的预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内部的动荡，使得“西方没落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
但是鲜有人看到，许多人对“西方没落论”的追捧陷入了历史表象主义的谬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自然界有机体生命阶段比照世界历史的命运，认为不论何种形态的文化最终都难逃衰亡的宿命，由此斯宾格勒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必然性。
斯宾格勒对历史悲观主义宿命的预言具有强烈的实践感，他的“西方没落论”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指向完全不同，福山执着于理念层面，其“历史终结论”是一种“弱决定论”；而斯宾格勒太操心历史现实，最终走向了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迷途。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西方没落论”所散发出来的夺人眼球的吸引力。加之西方社会近年来的起伏波折，这使得“西方没落论”获得的认同，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遭到的反驳竟然有着大致相似的逻辑起点：一种对历史表象的过度迷恋。
尽管“西方没落论”存在学理上的致命缺陷，斯宾格勒在书中也没能为“西方没落”之后开出何种药方。不过从西方社会的历史现实来看，的确出现了些问题，但是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民主开放性导致的“社会脆弱病”，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内部调整自我治愈，而并非一种不治之症。至于如何化解西方社会近年来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依目前状况来看，被西方社会遗忘很久的“第三条道路”似乎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已死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民主党为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提出“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方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逐渐败北，“第三条道路”逐渐式微。今年4月，“第三条道路”的主要推崇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指出：“第三条道路”已死。
吉登斯之所以做出如此悲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试图以“第三条道路”重组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然而在具体实践上，西方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因此大多数“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公开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最终皈依了资本主义阵营。
吉登斯的悲观论断显然是把“第三条道路”当成了一种僵死的政治框架，当年社会民主主义者倡导“第三条道路”，其中一个主要用意在于应对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然而20年后的今天，吉登斯却认为正是由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成为了“第三条道路”已死的时代语境。很明显，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方社会党在政治领域试图借助“第三条道路”重建社会主义的原始理想失败了。
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第三条道路”也不应当停留在20年前的历史断片中。“第三条道路”创立之初，奉行的是一种多元主义和开放性的价值观。并且很大程度上，“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思维框架，是在理念层面对历史现实的完美设想，因此也必须接纳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些许偏差。试图完全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达成绝对的政治均衡无异于天方夜谭。
西方社会目前的危机主要源于政治偏离运动，左与右的政治分野仍然存在，但总体的状况是：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人们仍然倾向于选择自由市场。以至于在新自由主义长久以来奉行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包容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新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暗流。
不论是从希腊到西班牙的左翼激进政党盛行，还是在法国和德国出现的右翼政治的蠢蠢欲动，共同的症结都在于国家和政府权力失灵了。因此齐泽克（Slavoj Zizek）号召欧洲社会应当“重新定义国家主权”，就连一向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推崇备至的福山也宣称：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发展民主的重要前提。
齐泽克与福山对西方社会政治现状的观察，完全可以看做是“第三条道路”的现代版本，“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现实的具体操作都只可能是对政治现状出现极端化征兆的调试，至于向左一点还是向右多一点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只要是这种调试基于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之上，并尽可能维系社会动态平衡就够了，远谈不上“西方的没落”。
以此来看，“第三条道路”是反历史决定论和反本质主义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脆弱病”的存在，才成就了活的“第三条道路”，从这个层面来说，“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变相的“历史终结论”，因而不可能终结。
（作者：冯月季，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