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展开，对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也在迅速跟进。这其中，不仅有中国本土学者的参与，也有诸多海外学者的身影。从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时开始，叶敏女士就长期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情况。在“一带一路”建设启动后，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她也对相关具体项目进行了跟进研究。在日前盘古智库举行的“智见”系列论坛上，叶女士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阐述了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思考。
西方为何难以理解“一带一路”？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研究中使用“新丝路”作为对“一带一路”研究的称谓，您是如何开始相关研究的？
叶敏（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我的专业背景还是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对亚洲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研究算是做得最多的。这个“新丝路”的课题，我已经研究了快两年多了。我的题目是“中国新丝路”，主要关注是对外投资与亚洲发展。
2014年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国内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还是比较少的。但现在，仅仅在我去过的西单图书大厦中，专门讨论“一带一路”的书就有很多。“一带一路”是进行时，关注很多，争议也很多，但是研究还是太少。
Q：作为一名海外学人，您如何看西方对“一带一路”的研究？
A：“一带一路”实际上涉及中国在亚洲如何开展合作的问题。而对于中国为何要在亚洲开展合作、如何推动中国在亚洲开展合作，西方的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在美国比较常见的，我称它为“霸权胁迫逻辑”，在中国听来是很差的一个词，但在西方的文献当中是属于比较中立的词。这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压力带来合作。例如，一方建立一个机制，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导致另一方失去一些根本性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导致另一方被迫要参加前者建立的游戏规则。这是美国人比较习惯的思维方式，而且它也有过成功案例。在关于中国的案例中，美国学者讲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世贸组织。在这个案例中，美国主导下的世贸组织建立后，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如果中国始终不加入，就必然要损失相应的利益。因此，在美方基本不做大的让步的情况下，中方也要主动让步而参与其中。在华盛顿的智库当中，这种思潮是非常流行的。
第二种观点是“竞争逻辑”，这在研究亚洲区域合作的一些学者当中比较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日本均有竞争关系，如果把这种竞争考量放进来，在既有的合作方式中，中国会相对更加支持对自己有利的合作方式。例如，如果中国要反对TPP，就要转而支持东南亚倡议的合作模式。关于此，过去也有一些案例。有学者统计，在1997年到2005年，在中国参加的亚洲合作机制中，此类竞争逻辑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三种是“积极互动逻辑”。对于一些现有的多边机制，中国一开始是抵触的，但是只要中国了解了这个机制，并与这一机制的成员有越来越多的接触，中国最终会选择参与这个机制——当然，中国是基于自身利益而参与的。此类机制的案例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个别防扩散组织等。
然而，“一带一路”与以上的情况都不相同。
Q：具体而言，您认为有何不同？
A：过去亚洲的合作机制均不是来自中国的倡议，虽然核心因素有时候是以中国为主，但发起者并非中国。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不一样。一方面，中国自身国力增强，经过多年参与国际合作后，中国对于国际合作有了相当经验。在精英层面，中国有一种想要发挥领导力的愿望，也有这个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会提出一些新的倡议。
不过，正是因为中国这种做法是全新的，外界的研究经验、文献等都尚未跟进。因此，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如果运用已有的经验与理论，就无法解释中国的现有倡议。所以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国的新丝路政策，可能还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解读。
中国主导的新丝路代表的是新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因为是新的东西，外界的不理解与怀疑都是正常的，没有必要把这个作为是“针对中国”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因为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情况。
而且，作为崛起的发展大国，中国所具有的全球化能力与已有的崛起大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不仅具有很强的政府推动经济的能力，还有很庞大的“草根经济”全球化力量，这就是以前的“华资”。现在，这些民营企业也正在“走出去”，这是真真正正的“草根全球化”。这两种力量都是欠发达地区最为需要的。一方面，政府能够推动一些大的项目；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也需要一些小的、纯粹以市场为准则的全球化力量。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对世界的繁荣是很大的贡献。
政府大项目与“草根全球化”如何互动
Q：在您的调研中，好像特别注重“草根全球化”的问题。
A：是的。从“一带一路”的政策层面而言，已经有了很多政策。但现在的关键是“执行”。在执行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政府推动的项目是如何与“草根全球化”互动的。
大家都很清楚全球化，全球化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都是西方资本到了一个国家，比如说到中国、印度投资、设厂或者买卖东西，这是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这种全球化跟“一带一路”，以中国为主的全球化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比如浙江商人都是很小、很草根，他们到当地的时候一般都是建很小的厂，跟本地小企业和本地政府打交道特别多。这跟大型国企或国际组织相比，是不一样的，中国能否处理好政府推动项目与这种“草根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Q：根据您的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间推动与政府推动关系如何？
A：我注意到，它们是在同时进行，但是又有互动。这其中，有谁伤害谁、或者谁支持谁的问题。
从资本的主体来讲，我觉得以民间为主的投资与国有企业显然不同。它的规模要小一点，在一个地方的投资不会非常多，有时会是试验式的投资。它所运行的方法相对本地化，然后自己的投资人往往在当地工作。比如我要去那里办个工厂、开个店，类似于义乌商人去某地设厂或者扎根等。
如果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用大的投行、资本家甚至是世界银行这种机构来比较。比如在巴基斯坦或者在其他各地，你会发现后几种投资主体往往就是派人过去指点一下当地的合作者，然后就走了，它与当地的联系也是比较少的。
这两类力量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现在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想研究这一问题，看看这种比较自发的、比较小规模的、真正去跟本地有很强交流的全球化力量是否存在？类似于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它的市场化观念比较落后，尤其是老百姓层面。如果有草根投资者在那里买卖东西，频繁地进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也许能够帮助他们调动和形成社区资本主义。温州商人和义乌商人在巴基斯坦都有很深厚的存在。
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比如说在印尼，在中国大型援外项目出现之前，已经有民营企业供应商参与项目投标，并且获得了很多订单。但是，当中国的援外项目进来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会把相关的供应商带进来，中国主持的项目以国有企业的供应商为主。
而在印尼或者马来西亚，有时国家项目只能有一家外国企业参加，如果中国国有企业供应商参与，民营企业就不能在这个游戏里面玩了。所以民营企业只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Q：您个人对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暂无明显倾向？
A：我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两个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发现草根全球化没有被调动起来，但其他发展指标也有很大提高，那我们同样要肯定它的积极作用。
另外，并不是说自上而下的政策必定是反市场或者反全球化。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会调动地方政府的政策，这在中国比较明显。但中国的模式在国外不一定能够复制，因为国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本身的情况等，与中国都不一样。
在政策方面，我是完全没有预设立场，我就是想去“发现”。并不是说美国的全球化就一定好。相反，我认为美国的全球化对于很不发达的地区是不适合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这值得看一看。
“一带一路”或给国家治理带来深刻变化
Q：您提到说“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还需要加强，您觉得此后有何需要投入研究资源的地方？
A：是的，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大的欠缺，还有很多空白的领域。
另外，研究的立场也很重要。在一个场合曾有人说，如果你发现什么不好的结果怎么办？但我认为，说不定我发现的就是你所担心的结果。如果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样才能帮助修正政策。当然，从学术角度而言，基础研究的吸引力就在于你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
我研究的重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战略，在地方上执行的时候，究竟是如何去影响当地的经贸与工业化的发展？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就是大政策对于国家部门之间的协调或者工作方式的改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以前如果没有这些大的战略提出来的话，各个部门都是在做自己负责“条块”的事情。现在有了经济外交，有了这些大战略，各部门可能就需要去配套、去执行。在这个配套与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会给国家治理带来相当深刻的变化。
（记者：刘华）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