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外部势力干预加上地区冲突和国家内部矛盾，使这里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热土”。

5年之前的突尼斯，一名街头小贩的自焚事件导致已执政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倒台，也由此引发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的一场社会政治危机，至今，中东地区局部冲突不断。

当革命的热情消退，豁开的伤口却难以抚平。经历了五年之“痒”，中东乱局将如何发展，不仅关系到中东各国未来和地区局势，也对世界整体格局有着深远影响。

叙利亚内战是中东乱局的标志和缩影

3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自15日起开始从叙利亚撤出俄主要军事力量。也是在这一天，在经过数次推迟和暂停之后，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重新启动，谈判进入“实质性会谈”阶段。为使和谈能够进行，此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实现了停火。

持续5年的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人丧生、100多万人受伤，650多万人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约450万人逃往境外避难。据有关机构统计，内战使叙经济倒退至少30年，直接损失达2759亿美元。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叙利亚人民的悲惨遭遇，不能再持续下去。

此轮和谈得以重启，是与叙利亚内战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从叙利亚内部来讲，内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没有外力推动很难打下去。从外部来说，俄罗斯保住了巴沙尔政权后，撤军本身是对美国达成的一个妥协，以迫使巴沙尔政府在谈判中展现一定的灵活姿态，美国则急于找回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因此也对反对派进行施压。对于欧洲来说，受到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的冲击，以及恐怖主义本土化袭击的困扰，同样希望叙利亚局势好转可控。”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继赞说。

那么，启动谈判能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持久战”带来和平的希望吗？地处中东中心地带的叙利亚的局势如何发展，其实也直接影响整体中东局势。

受访专家认为，叙利亚政治谈判不会一帆风顺，以后很可能是边谈边打。因为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意味着取得每一个进步都将十分艰难。所谓“实质性会谈”，主要涉及重组政府、修订宪法和实现选举等方面。其中双方最大的分歧就是巴沙尔的去留问题，这可以说是叙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从当前来看，对立双方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

鉴于目前战场上的形势，叙利亚处于政府军、反对派、“伊斯兰国”（IS）、库尔德人割据的状态，叙会否有“碎片化”或“联邦制”的可能？受访专家给出否定的回答。对于将叙利亚分裂，叙现政府和反对派都不同意，境内生活着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和伊朗也不答应，美国和俄罗斯也并不支持。在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京烈看来，虽然巴沙尔政权掌控国家的能力大减，但叙利亚分裂的可能性并不大。

至于谈判的结果，“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会得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顾正龙认为，还要看战场形势变化以及域外大国的打算。因为军事上的成果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成果来体现。“叙利亚谈判不会有结果，停火可能是下一次冲突的间歇期。”顾正龙断言，叙利亚局势走向的影响不光是对中东，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人心思定但混乱依旧

叙利亚内战只是5年来中东乱局的一个标志和缩影。人们看到，近期除了叙利亚名义上实现停火，沙特近日表示将结束在也门的“主要作战行动”，利比亚寻求成立联合政府，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政局则保持相对稳定。在经历了5年的血雨腥风的斗争之后，人心思定，不光是中东地区人民对于革命和变革所带来的动乱厌倦了，主要的斗争方也开始慢慢冷静下来了。

正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驻阿联酋、约旦大使刘宝莱所言，现在大多数的中东普通百姓一是希望所在国家和地区和平稳定，二是希望国家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对于经历了动乱的国家来说，当前最紧迫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解决面包问题，是继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中东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生态极为复杂的地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东长期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漫远将之归结七个方面的矛盾：民族矛盾，这些矛盾长达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宗教及教派之间的矛盾；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资源争端；地区强国地区领导权之争；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阶层等国家内部矛盾；地区国家与域外大国的矛盾；以及世俗派与原教旨主义势力的矛盾等。

无论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还是5年之后的今天，这些矛盾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而且一定程度上现在比以前更复杂，有的还更尖锐和激烈。因此，一些专家对中东局势未来发展并不乐观，认为当前能够取得的一些进展，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当事方以及背后的支持力量出于各自利益考量进行妥协的结果。一旦接触到实质性问题，矛盾还会激化。顾正龙认为，当前的中东乱局几年内都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梳理受访专家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混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除埃及外，多数发生剧变的国家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政治、社会依旧动荡不安。这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表现最突出，阿尔及利亚、苏丹、毛里塔尼亚等也面临相似情况。董漫远提到，“阿拉伯之春”最早从突尼斯开端，但年初突尼斯又爆发了堪比5年之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示威行动，5年来突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在突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开始质疑“革命”一词。另一方面，极端组织IS正试图把据点从利比亚扩大至突尼斯南部，突安全形势堪忧。

政局逐渐稳定下来的埃及，塞西政府正把主要精力转向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专家指出，埃及维稳压力巨大，暗藏安全风险，经济发展举步艰难。

其次，叙利亚危机、也门冲突背后折射出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矛盾。董漫远指出，沙特与伊朗分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正统原教旨主义的标杆政权，沙伊之争首先是两派合法性之争，争的是谁是伊斯兰教的正统，谁有资格做地区领袖。沙特认定，向逊尼派政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对沙特构成威胁。

二是势力范围之争。伊朗努力扩展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而沙特和土耳其合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图腰斩“新月地带”。沙特之所以不遗余力打击胡塞武装，也是担心伊朗从南北两翼形成对沙特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的包抄之势。有专家指出，如今沙伊之间进行着两场“热战”（叙利亚和也门）和一场“冷战”（两国之间的外交、经济、人文交流之战）。

“什叶派和逊尼派持续了1400年的争斗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原因进一步激化了教派冲突。”顾正龙说。

第三，极端组织IS极力向外线扩张，不但威胁西亚北非地区稳定，不稳定动荡弧还延伸到非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欧洲，甚至美国也面临威胁。专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IS气势受到打压，善于周旋的IS虽然失掉了一些领土，但主力得到保存，现在仍然保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应当说，在叙利亚境内，巴沙尔政府军在与IS的战斗中由被动变主动，但在伊拉克境内，IS占领的一些重镇在和伊拉克军队的争夺中几度易手，争夺相当激烈。

最令人担忧的是，IS高举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旗帜正进行疯狂扩张。一是建立外围分支，打击世俗国家政权；二是对其他国家的极端组织封官许愿、招降纳顺，已经有数十个其他国家的极端组织宣誓效忠IS和巴格达迪，其中就包括非洲地区的“博科圣地”。

对此，受访专家指出，国际上在打击IS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联盟，影响了打击的效果。而且，军事上可以打败IS，但就如同以前按下了“基地”的头，IS冒了出来，难保不会有一个其他名称的极端组织代替它，宗旨却是一样的。而且，抛开IS如何危险不说，尖锐的宗教—政治冲突本身仍旧能够引爆中东及其大片周边地区。

解决结构性矛盾是个长期过程

多位专家强调，中东的乱不是从5年前起的，从战后以来中东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

王京烈认为，之所以动荡不安，源于中东地区存在一个不稳定结构。首先，该地区长期受外部势力的影响，美国、俄罗斯及一些欧洲大国长期在这里进行争夺。

其次，中东国家自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国与国、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等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第三，这些民族国家建立后，由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相当于欧洲用了两百多年时间进行转型，中东国家在相对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转型，那么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也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冲突自然会多，在一定条件下会集中爆发出来。”王京烈说。

顾正龙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中东之乱，美国推行的中东政策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从根本上还是这些国家内部出了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民生恶化等问题。但是在局势发展过程中，美国发现可以加以利用，甚至想把这个火引向东方，以配合美国的战略东移。不管局势如何发展，中东地区仍然需要一场彻底变革。

“思想层面的问题解决是最难的。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宗教是信仰问题，是文化层面的事情。而在中东，政治和宗教的问题非常复杂。”顾正龙直言。

王京烈在谈及极端组织IS时，也特别提醒记者，IS并不是具有资质的国家行为体，它的产生和壮大涉及到意识形态，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中东国家如果完不成宗教改革，就很难完成社会变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宗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条件发生变化了，宗教也应进行变革。世界历史上已经有多次标志性的宗教改革。反过来说，世界上一些古老的宗教因为时代原因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这种变革应当由宗教人士和信徒自我反省、自我发展，进行自我完善。推翻一个萨达姆政权不难，但改造一种文明不易，利比亚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足见，解决IS的问题并不是打死多少个极端分子那么简单。”王京烈说。

在他看来，中东的这个不稳定结构近期看不可能容易地改变成稳定结构，注定中东乱局还会延续下去。当然，他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会有所不同，矛盾会经历一定释放。比如伊朗曾经发生“伊斯兰革命”，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伊朗和阿尔及利亚局势都相对平静。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以前都是威权主义的国家，在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内部矛盾集中爆发，冲突非常激烈，并对本国及地区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京烈认为叙利亚成今天这个局面，与西方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关系重大。“世俗政权势力下降，必然造成宗教势力反弹。在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是一个老牌的世俗主义政党。老阿萨德时期叙保持稳定和发展，和这个党有极大关系。我接触过的一些叙利亚人，不少还是很怀念老阿萨德时代的。”

问题在于，虽然中东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与革命，渴望和平与稳定，现在能否出现能担当起此大任的领袖和政党组织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影响局势发展的其他问题

除了叙利亚和谈的前景、国际打击IS行动、沙伊之争及也门局势走向、土耳其局势、利比亚政治与和平进程等地区矛盾以及大国之争，专家指出，还有其他一些影响中东局势的问题需要关注。

一、边缘化了的巴以问题。2015年10月以来，巴以地区局势急剧恶化，频繁发生袭击和暴力冲突事件。专家指出，最近几年巴以问题被边缘化了，但并未解决，而且随着几年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生态变得更复杂，巴以问题的解决也更棘手。更何况，在巴以和阿以问题背后，还有大国之间的角力。

　“以前巴以矛盾是核心，但从伊拉克战争以来，以及伊朗核问题出现后，巴以问题的重要性弱化。中东地区现在比较突出的一是恐怖与反恐怖的战斗，二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主导权之争。而大国利益争夺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文林告诉记者。

唐继赞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两次启动巴以和谈，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不会再在巴以问题上有大动作。如今奥巴马在中东更关心的，一是推动叙利亚谈判，至少先谈起来，二是使伊朗核协议执行下去。这都将是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二、正确认识库尔德人问题。年初以来，先是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区宣布准备进行独立公投，继而3月17日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宣布，叙北部地区不同民族代表经讨论后，决定在叙北部建立“联邦区”，实现自治。此举引发人们对库尔德人独立倾向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何种冲击的担忧。

王京烈直言，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第四大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在多个国家，但和巴勒斯坦问题不一样，前者是建国问题，库尔德人是民族解放问题，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已经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库尔德人上个世纪没有完成的事情现在难有机会了。本质上，库尔德人独立不仅是个学理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除非到了一个临界点，要建立独立国家，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是民族分裂的问题。

三、“食利国”的潜在风险。王京烈指出，西方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为代表的海湾富裕产油国为“食利国”，意思是这些实行高福利的国家，靠的是剥削外来劳工。这些外来劳工在“寄居国”拿不到公民权，因为没有政治权利也不可能参与到社会变革中，而且这些国家不允许他们长期在一个国家，降低了闹事的可能性。而本地人由于享受高福利政策，并不愿意自发发起社会变革。在经济稳定的条件下，这种社会结构会比较稳固。当然，一些国家也开始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变革，推行一些形式上的民主等，主要目的还是维稳。

此外，多位专家提到，还应对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保持关注。刘宝莱表示，沙特宣布结束在也门的主要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一年来的军事行动造成也门6000多人死亡，其中不少是无辜平民，国家形象受损；另一方面2015年低油价给沙特政府带来近千亿美元财政赤字，沙特国内反政府情绪有所增长，同时影响到军事行动能力。当然，沙特会否将其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叙利亚，也有待观察。不过，有专家指出，低油价是个变量，但量变还不至于形成质变。

（记者：刘延棠）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