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8日傍晚，我正打算去楼下的厨房准备晚饭，丈夫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家里只有我与准备结婚的小姑两个人。忽然，防空警报响了。我还有些没回过神，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果然来了”——此前一天，我已经从新闻上读到加沙地区飞来的火箭弹落在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奈斯茨奥纳市，所以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火箭来的这么快。我和小姑两人快速跑到位于二楼的防空掩体，关上厚重的铁门。

防空警报声非常单调，45秒如此漫长，在闷热的防空室里，我和小姑面面相觑，有点尴尬，不知该说些什么。在以色列生活了近三年，防空警报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在以色列，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阵亡将士及恐怖主义罹难者纪念日这两天，都有响彻全国的防空警报，且差不多每年上半年都会有一次防空警报功能测试。我想这就像一个脱敏的过程：第一次听到觉得不寒而栗，而听多了几次，就不知不觉开始觉得“稀松平常”了。

但我还没适应，在45秒防空警报尚未结束时，听到“嘭”、“嘭”两声闷响以及随之而来的门窗震荡。这是铁穹导弹拦截系统阻截了火箭弹。刚想出门到阳台上观望，我就被小姑拦下来，她说，标准操作是需要在防空掩体里待十分钟才可以外出，避免被随后落下的弹壳弹片砸中。当时我颇不以为然，之后几天却在网络上看到一组图片，描绘了火箭弹弹壳将特拉维夫一所刚修葺完毕的犹太会堂天花板砸穿的情景。

于是我在以色列的“防护之刃”体验，就这么开始了。

游客比本地人还淡定

冲突刚开始的几天，我接到许多来自家人和朋友的问候，他们从媒体上读到了很多惨烈的内容，觉得我身处战区，一定已经挣扎在水深火热中了。但事实上，特拉维夫以及沿海大都市群GushDan地区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大家照常上班、街上照样有人逛街、之前总是客满需要等座的咖啡厅照例还是座无虚席。虽然几乎每天都有两三次跑防空掩体的体验，且几乎都是在早晨、上午、晚间各一次，但是除了抱怨，似乎也没有什么恐慌情绪在蔓延。能有这份淡定，并非只因以色列人“身经百战”，而是对以色列自主研发的铁穹导弹拦截系统无比的信任。

冲突这段时间我正好处于新、旧两份工作之间的空档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每次防空警报响起就走去防空室里躲起来。根据以色列在上世纪90年出台的建筑法，在这之后建造的建筑都需要有一个内置的房间或空间作为防空掩体（民用住宅、办公楼、工厂等不同建筑的防空掩体要求规格不同）。我所居住的房里就有这样一间防空室，墙壁加厚并开通风口、窗外装有钢板。这间房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修建的，据说可以抵御“飞毛腿”导弹。“相比于伊拉克的‘飞毛腿’，哈马斯的火箭弹应该还差好几个档次，而且还有铁穹导弹拦截系统。”我这么安慰自己。

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外国游客团体、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在经历这场“火箭导弹互射”的冲突中表现出的淡定与兴奋。听在这段期间带团的几位中国导游们说，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看到拦截导弹划破长空时，国内游客的第一反应是掏出相机或手机抢拍照片，完全不像是正身处冲突。因为铁穹的拦截让大家感到安心，而这场“冲突”也仿佛像是好莱坞电影一样，视觉效果不错，但是实际上没有伤害。甚至还有人在听到防空警报后不去防空掩体，反倒架起各类摄影摄像器材捕捉精彩瞬间，夜空爆开的导弹就像烟花一样美丽。

在一开始如此天真地看待这场冲突的，并非我一个人。

当死亡威胁如此切近

我还算是幸运的。大特拉维夫地区的很多居民楼里没有内置的防空房间，每次防空警报响起就需要全家出门躲到楼梯间或位于居民楼地下的公共防空洞。大清早或大半夜，一家老小被警报叫醒、胡乱披件衣服到防空洞报到的场景相当狼狈，听着幼童的哭闹，更觉凄凉。我不禁觉得，在这个不知道何时就会爆发冲突的是非之地，暂时没有孩子是一件幸运的事。

比起生活在以色列南部的居民，这些特拉维夫人却简直像是生活在天堂中一样。因为距离加沙地带更近，南部的阿什杜德、阿仕克隆、贝尔谢巴等大城市和内盖夫地区诸多小城市的居民，几乎是分分钟都需要跑防空洞，正常生活完全无法继续。也正因为距离更近，他们没有45秒钟时间散步，15秒内就得赶到防空掩体里，铁穹导弹拦截也非万能，偶尔有漏网之鱼，就是一片惨状。

生活在大特拉维夫地区的我，在冲突开始后的第二个周五坐车前往特拉维夫中心火车站，与一位特拉维夫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见面。当我们分别乘着不同的公交车抵达空荡荡的车站前广场、在手机上联系具体碰头地点的时候，防空警报突如其来地响了。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在视野内发现防空掩体的影子，蔚蓝的天空毫无遮掩地敞开在头顶上，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按照空袭躲避的第二套方案，就近找到一个等车的棚子，靠着栏杆坐下来。

距离我不远处有三位公交车司机，在防空警报的刺耳声响中，一个双手抱头、面朝下躺在地上，一个坐在路边四处张望，另一个迎风而立用手机四处拍摄。循着他手机镜头的方向，我看到腾空跃起的铁穹拦截导弹拖着长长的尾巴飞上天空，在我头顶上空爆炸，一颗、两颗，附近停车场已经有私家车的报警器被爆炸声震动，滴滴作响。与我约定了在此碰面的同学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身边躲了一名小女生，从防空警报响起开始就语无伦次地大喊大叫，惊吓过度，歇斯底里。

征召电话打破平静假象

我还是无法想象这些火箭弹落地的景象。几天后，当我得知丈夫的部队指挥官被征召、接下来很可能就轮到他们上战场时，就感觉到了火箭弹爆破的威力。

他放下电话，从家里的某个角落拖出军队行李，里面有他的军装、简单一次性洗漱用具、袜子和内裤。从另一个角落，他翻出了蒙着一层灰尘的高帮靴子，对我说：“要不你帮我擦擦？哎，其实也不用擦，反正我要去的地方也都是尘土。”我忽然间意识到，如果他去了，也可能回不来，就像电视里每天都在播报的阵亡士兵一样；想到我可能会接到军队的电话通知，去认领遗体的时候，瞬间崩溃了。原本对我而言显得有些遥远的冲突一下子变得如此具象，之前还因为没日没夜的防空警报觉得以色列国防军该阻止这场疯狂，却在这一瞬间深刻地意识到：这场冲突永远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输家……

2012年“云柱行动”期间，我因为他接到征召电话而泣不成声。然而冲突结束的这一年半中，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回归了平静的常态。我刻意不去读政治新闻、不想让这些无解的问题困扰自己的生活。现在想想，这毕竟只是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鸵鸟罢了，问题不解决，该发生的总还会发生，而我们不会每一次都能如此幸运。

以色列真的安全吗？

2010年，我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这里很平静。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伤亡惨重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业已结束，耶路撒冷的街道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国际学生也络绎不绝。

翌年春天，耶路撒冷中央汽车站附近一辆公交车爆炸，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切近的恐怖袭击事件。同年9月，巴勒斯坦建国的呼声和以色列用一名士兵交换一千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两起事件制造了些许紧张气氛。2012年11月，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遭到来自加沙地区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展开了“云柱行动”。而2013年夏天，因为叙利亚内战和西方大国的干预，以色列的上空也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在这几年中，断断续续、进一步退两步的巴以和谈，几乎已无法引起关注。然而在2014年的今天，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火箭可以一直打到北部以黎边境城市纳哈里亚和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很多人在问：以色列到底是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

也许是因为铁穹拦截系统的威力，不少以色列人估计又要放松了。这次冲突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人们还是会回到原有的生活当中去，上班上学、吃饭逛街，把冲突和现状抛到脑后，过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一天。

有人认为以色列霸道蛮横，就如网络上流行的段子：谁想打以色列，以色列就打谁。然而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我感受到更多的情感却不是霸道，而是由恐惧引发的不信任。二战期间，大多数的国家都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屠杀犹太人的绝非仅仅只有德国人。当时，犹太人在很多国家的人口比例中都不超过1%，在纳粹意识形态的压迫下，这个少数族裔被自认的“祖国”出卖，被自认的“同胞”邻居出卖。以色列人是否还能信任这个世界？

以色列人口仅有800万，这个小国输不起，他们害怕历史重演，犹太人再遭屠杀。不少该国右派相信，一旦有机会，周边国家定会一哄而上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正如大多阿拉伯语媒体中宣扬的那样，历次中东战争和数不清的小规模冲突也不断强化这一点，因此以色列更要严防死守、杜绝一切可能。但作为半个局内人，我不禁怀疑因为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国家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烹制出的新冲突与新仇恨，真的能带来和平？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对于双方而言，实现和平都需要莫大的勇气、牺牲以及睿智的领导者，而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这些我都没有看到。

有以色列朋友对我说：“一直以来，为了保护国土和人民，以色列都是独自（alone）在奋斗，但是这不孤独（lonely）。”可是我想知道，茕茕孑立的战士，在这条路上还能走多远？一路上，还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将殒灭？除了目睹一切的发生，局外人们还能做些什么？

（作者：关鹤，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学院，现旅居以色列）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