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踵访华。阿巴斯的中国之旅是5日到7日，内塔尼亚胡的行程是6日到10日。巴以领导人同时期访问中国，十分罕见，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在巴以和谈中将扮演的角色的猜测。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曾在华盛顿签署著名的戴维营协议，改变了中东博弈的格局。北京，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戴维营协议见证地吗？

过去，中国参与解决巴以问题的基本机制是“特使”机制。这一机制具有协调的灵活性、反应的快速性等特点。不过，这与美国的“总统机制”显著不同。一般情况下，美国总统愿意居间调停。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客观上源于在历史上，美国在中东是更为显著的存在。石油，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以色列，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这种背景，决定了美国对于巴以问题的深度介入。事实上，在巴以事务上的任何进展，都会被评估为时任总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

然而，近几年，巴以问题的外部背景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表示：“让石油降到两美元，我就能让中东实现和平。”自2009年“页岩气革命”以来，随着美国开始成为全球油气的主要出口国，实际上，中东石油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下降。从中东撤军是间接反映这一判断的信号，更直接的信号是，2012年的巴以冲突，由埃及总统穆尔西充任了调停者。政治方面，作为传统调停者，美国一直存在结构性缺陷，即无法在两方之间扮演中立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调停巴以问题，客观上需要更多极的参与。

而中国是合适的“人选”。一方面，中东地区仍然是中国能否突破“能源瓶颈”的战略要点。巴以问题的平缓或激化，对中东地缘政治架构有决定性影响。这也就决定了巴以问题与中国诉求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多年参与中东事务的中国，对于两方的文化差异、利益诉求、重大关碍都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在历史上，与两方都能保持较平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巴以双方都与中国有不少利益共同点。

除了独立建国这一使命外，巴勒斯坦目前最严峻的现实考验是经济。多年以来，缺乏自主产业链和贸易通道，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和民生发展。而同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则持续迅猛增长。目前，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已达2000亿元，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翻番。一定程度上，巩固并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就是巩固巴勒斯坦的经济振兴前景和“民族共同体”地位。

以色列最严峻的现实考验则是安全问题。中东历史的错综复杂是形成巴以问题的深层原因。历史无法重新修订，只能冀望于现实的持续对话。深化中以关系的增值利益，超出两国范围。

实际上，中国更积极参与巴以事务，对于中美之间正在寻求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无裨益。和平的巴以与中东，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更趋协调，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有重要作用。而这两点正是中美最需合作之处。

因此，中国在巴以问题上更加积极，符合多方利益。尽管此次巴以领导人访华没有实现见面，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如果巴以两国领导人有在华会面的意愿，中方将乐于提供必要协助。这一表态折射出了更积极的姿态。这也就意味着，巴以领导人接踵访华很可能预示了一个新的节点：即此前的“特使外交”机制有望进一步升级。这种升级，不仅对于参与解决巴以问题有意义，对于其他国际事务的解决也有先验意义。实际上，在传统外交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本身就是匹配“负责任大国”这一定位的应有之举。

（作者：徐立凡 资深评论员）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