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维营到奥斯陆，历届白宫主人使尽浑身解数，但无奈局势弄人

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任不足半年四访中东，可谓做足了“重返”的姿态。他在不久前的最新一次中东之行中强调，“我们现在已经到该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了”。言之铮铮，大有扛起前辈旗帜、重启新一轮中东和平进程的雄心。但作为一位老到的政治家，克里应该知道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情况和多么艰巨的挑战。纵观美国在阿以之间的历次调解，虽然费尽心力，但仍屡调屡败。

实际上，自以色列建国伊始，美国便开始了阿以调解进程，但由于当时西方阵营和苏联阵营在中东地区严重对峙，美国自知调解的能力有限，加之各方也不甚积极，所以都以不了了之收尾。

中东真正看到和平之光，肇始于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埃及的态度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后的转变。

在前4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每次都是阿拉伯参战国中的主力，因而损失最大。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总统开始认识到，继续用武力的手段实现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也看到，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有比苏联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萨达特决心疏远苏联，直接同美国打交道，通过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道路。

同样，战后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希望通过同埃及合作、分化阿拉伯世界、减轻其西部边境压力的主张也开始受到重视。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应以色列总理贝京的邀请访问了耶路撒冷。10个月之后的1978年9月6日，在美国的斡旋和参与下，埃以双方在戴维营开始正式和谈，并最终于9月17日在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于1979年3月26日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1980年2月，埃以正式建交。

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不仅为埃以两国实现和平、互相承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也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时包括埃及国内许多人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却不理解甚至敌视萨达特的和平之举，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空前孤立。萨达特本人更是被极端势力谴责为“背叛阿拉伯民族的叛徒”，并因此于1981年10月6日遇刺身亡。仅仅8个月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继续实施高压政策，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抗。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对阿以冲突的调停宣告失败。

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湾战争使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它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加强了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力度。由此，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全面启动和发展。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牵头和主导下，巴以双方于1993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了秘密谈判，并于同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订了著名的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又称《巴勒斯坦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也称《华盛顿宣言》。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谈判，双方于1994年5月4日在开罗正式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又称《开罗协议》。这是巴以对抗以来第一次达成协议，它标志着向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的、实质性的一步。

然而，就在中东和平进程逐步取得具体成果的时候，阿以双方内部反对和平的左、右极端势力的不满情绪也在与日俱增。1995年11月4日晚，在一次为和平而祈祷的集会上，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仇视和平政策的国内极端分子枪杀。同时，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这样的极端组织也对和谈充满敌意，企图暴力阻止和谈的继续进行。1996年5月以色列举行大选，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上台主政，和平进程顿生挫折。

1999年7月，以色列工党领袖巴拉克取代实行强硬政策的内塔尼亚胡上台，并立即打出和平旗号，提出以巴、以叙、以黎谈判齐头并进，争取在15个月内与阿方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设想。当年9月5日，以巴双方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为最终地位淡判、以色列移交其他11％的西岸领土，释放350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开通加沙和西岸之间的安全通道等问题规定了时间表。但是，实际执行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表推进。随着《沙姆沙伊赫备忘录》规定的巴以于2000年9月13日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期限临近，为了打破和谈僵局，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巴以双方在戴维营开始举行美、以、巴三方首脑会议。但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个个棘手，谈判进展维艰，直到克林顿卸任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参观”，以表明耶路撒冷主权不容分割。这一极端行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巴以流血冲突，也使和平再次变得遥遥无期。

此后，巴以虽然在美国的撮合下又开启过几轮和谈，但终因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阵营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而不了了之。

（作者：赵山河）

来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