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如果你对美国在埃及和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关注的话，媒体和大众的态度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身处中东和埃及的民众会表示：“无论是什么导致了今天这样的混乱局面，美国是罪魁祸首”；不少外交家也会表示：“无论奥巴马做什么都是错的”；相比之下，美国不少民众对中东问题的态度是：“我们早已厌倦了卷入全球火热地区的各种麻烦，现在对我们来说，即将开始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赛季（N.F.L）才是重头戏”。

美国纽约时报8月24日刊出文章，原题目为“美国躲避和低语式的外交政策”，文章作者为该报专栏作家弗雷德曼，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实仔细想想，引文中的三种观念都具有一定逻辑条理的。首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美国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在美俄冷战期间，美国更重视的是其它国家的外部表象，相比之下，美国有意识的忽略了其它国家的内政问题。华府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争取更多盟友的支持，而且由于俄国的存在，美国刻意干涉它国内政会招致俄国的不满，这很可能成为两超级大国开战的导火索。

后冷战时期的情况恰恰相反：对美国来说，它国内政显然成为了白宫讨论的重点问题对象。在美方看来，如果中东一些国家因内政而最终导致该国政权瓦解，当地局势会变得更加晦暗不明，这会给美国国土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不过从干涉波斯尼亚、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的教训中，美国政府应深刻的意识到：改变它国内政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因为美国民众并非“那么”关心中东局势，而且我们的老敌友（俄国）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做出更多让步，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当下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彻底改变它国内政需要使用多重混合外交政策：比如大国充当仲裁者、充当监管者、为它国提供激励政策、为它国建立治国模型等。即使这些都做到了，如果当地民众自身不愿接受新政府的治国模式，该国最终还是会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

现在的伊拉克就是个很好例子：只要美军彻底离开伊拉克，该国很可能会立刻陷入混乱状态。利比亚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奥巴马最终取缔了卡扎菲政权，但他不愿派美军驻守利比亚。由于缺乏仲裁者，当地局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确实，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例子清楚说明，如果当地民众不支持超级大国所支持的国家模式，一旦独裁者最终离去，该国仍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根据上述这些论据，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何中东不少国家的民众会坚决认为美国是制造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当初是美国选择军事介入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美国又帮助其建立了过渡政权，但现在这两国仍未实现所谓的民主制度。

至于为何可怜的奥巴马总是充当替罪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经常将情况理想化处理。自由派人士希望奥巴马立刻对埃及和叙利亚采取行动，但他们又不愿美国派遣部队长期驻扎在这些国家，帮助它们建立新的政权；保守鹰派人士则认为，美国理所应当帮助这些国家重建文化和政治体制，但他们却不曾意识到，在中东地区重建文化和政治体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当地民众对于自由和民主的理解与西方世界有很大差别，在他们看来，自由和民主是与宗教制度紧密相连的。甚至很多中东地区民众认为，更多自由意味着更加伊斯兰化。

曼德博母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外交问题专家，他表示：“仅使用以往的外交手段和政策，我们只能试图避免情况继续恶化，但我们并不能使情况好转”。以叙利亚为例，美国确实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来轰炸叙利亚，但在这之后，我们却无法保证叙利亚可以产生一个更加民主和团结的政权。

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我们正逐渐接受这样一些事实：由于科技发展，我们的能源利用变得更加高效，而且美国正在向主要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阶段过渡，这使得美国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越来越少。

如果5年前你问一个行路的美国人：“一旦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会因政治因素陷入混乱，你觉得油价会升到多少？”很可能这位美国人会脱口而出：“至少200美元每桶（原油）”。但如果是现在，这位美国人很可能认为，原油价格大约会在100美元每桶。

根据经济学家瓦勒格的计算：“相比1973年，我们现在每单位GDP中能源节省量为60%，这主要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也在上升”。2006年，美国所有石油使用量中有60%是靠从境外进口，但今天该比率已经下降到了36%。我们并没有说中东不会对能源价格造成影响，但相比以前，中东今日能造成的影响已经下降许多了。瓦勒格还补充道：“其实中东问题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是最大的”。

奥巴马何尝不知道这些事实呢？只是他必须保持沉默罢了，这就解释了为何他现在的外交政策大部分可以用“躲避”和“低语”来形容。尽管这样的外交政策并不令人满意，也不会改变多少历史，但似乎美国政府现在只好用这样“躲避式”的外交政策来静观中东局势变化，因为这就是大部分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

（记者：余遥 编译报道）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