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民主实验室”，它所遭遇的，更多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而并不是自己独特的顽疾

8月14日埃及军方决定动用武力对聚集在拉巴清真寺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支持者进行清场，穆罕默德·苏丹隐约感觉到穆兄会接下来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埃及不宜久留。身为自由与正义党外事秘书的苏丹即刻动身投奔了伦敦的亲戚。

他的同伴、同样准备逃离埃及的穆拉德·阿里就没有那么幸运，在开罗国际机场被军警抓了回去。恶气熏天的牢房就像一座“坟墓”，在被投入监狱的头两天，他没有见到一丝光，没有喝到一口水，阿里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

在总统穆尔西、穆兄会精神领袖巴迪亚等为代表的穆兄会主干力量一一被扣押之后，9月23日，埃及紧急事务法院裁定禁止穆兄会及所有分支机构以非政府组织身份在埃及开展任何活动，查缴并没收穆兄会的全部资产。10月8日，埃及过渡政府正式取消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资格。已经到了权力顶峰的穆兄会将再次转入地下活动。

从未展现妥协

有着浓厚伊斯兰宗教背景的穆兄会在埃及政坛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穆兄会从1928年成立之初，宗旨之一就是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让《古兰经》和传统伊斯兰教法成为指导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秉承世俗主义的军官团体领导人一直对其加倍提防。

但穆兄会凭借多年在民间发放救济，得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长期的威权统治使埃及没能发育出现代的政党制度。在2011年议会选举时，有50多个政党注册参加，穆兄会于2011年4月才注册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竟然是组织最为严密有效的政党。

依靠总统大选刚刚过半的得票率，穆兄会就试图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在威权统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穆兄会对于选举政治的理解仅限于通过多数选票获得执政权力，执政即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而对于现代政治的重要一环——通过协商与妥协等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缺乏足够的理解。

埃及的政治观察家尤瑟夫·拉卡观察，穆兄会领导人在执政的一年内从没有向非伊斯兰主义者展现过妥协的一面，对社会风化的要求更加严格。不戴头巾的妇女会在公共场所遭到歧视和性骚扰；童婚在埃及乡村地区有复苏之势；在议会中，议员们试图禁止在公立学校内开设外语课程。

拒绝妥协的风格一直到穆兄会执政的最后几天。在军方进行军事干预的五天前（6月25日），军方领袖塞西曾经找穆兄会的二把手海拉特·沙特尔进行过语重心长的谈话，并建议进行一次全民公投，决定穆尔西是否可以继续执政。这一建议遭到断然拒绝，沙特尔告诉塞西，一旦穆尔西被赶下台，埃及面临的会是无处不在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到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住局面。

在塞西看来，穆兄会不仅听不进劝告，反而转过头来对他进行威胁，这让他最终决定动用武力将穆尔西赶下台。

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虽被视为非法组织，但那时被关押的穆兄会领导人还能与监狱外的兄弟们取得联系，仍能在狱中“指导”外面的工作。但现在，仓皇出逃的苏丹至今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对于究竟有多少穆兄会领导人和成员逃出了埃及、穆兄会当前在埃及的组织力量，苏丹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持续的高压社会政策

穆兄会至今仍不愿承认缺乏执政能力和技巧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源。苏丹仍对《财经》记者说，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针对穆兄会的阴谋和暗算。

然而，穆兄会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其执政的一年中未能增加在埃及社会的信任感。2011年的革命已然使埃及社会四分五裂，人们对自己的家庭，也许还有部落尚能保持绝对的忠诚，但是对于范围再大一些的共同体就无法予以信任。

6月，开罗近郊一个村庄的什叶派部族首领和三名追随者被人拖到街上并杀害，分析和调查显示这很有可能是逊尼派极端分子所为。

宗教狂热分子也对科普特教徒不断进行袭扰。在开罗以南大约400公里的德尔加镇曾经有12万穆斯林和科普特教徒混居在一起，科普特教神父元纳斯说，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也曾有过争吵，但一般在日落前就会把问题解决。现在双方的不信任剧增，极端主义者不仅开始攻击修道院和教堂，有人甚至在教堂内部开挖寻找值钱的宝藏。

有大约100户科普特家庭被迫离开了德尔加。一个名叫萨米尔的科普特教徒说：“我和家人曾短暂地避难在穆斯林朋友家，我很信任他，但我仍感到不安全，现在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

作为执政者的穆兄会对于不断加深的社会裂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还担任总统的穆尔西对类似暴力事件视若罔闻，想的仍然是巩固权力，在这段时间内的主要政策就是强行颁布总统令重新任命和调任埃及17个省的行政长官，走马上任的大半是穆兄会的成员，一小部分则有军方或警方背景。

另一方面，对于往往可以弥足社会分裂的地方民间组织，穆兄会也表现出同样的不妥协。

在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后，过渡掌管国家权力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认为形形色色接受外国资金的非政府组织是埃及动乱的根源，突击搜查了十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机构驻埃及办公室。

穆尔西执政后进一步加强对接受境外资金、在埃及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继续对民间组织的高压态势。甚至一些为妇女提供收容场所的非政府组织都担心将遭到当权者的干涉。据不完全统计，在埃及活动的人权组织大约有95％的资金来自于境外。开罗刑事法院于6月5日判处43名埃及和外籍非政府组织人员入狱，并宣布关闭被告所供职的非政府组织办公室，没收办公室所有物品。

开罗美国大学的访问学者米纳·卡利勒教授注意到，目前在埃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大都失焦，他们将关注的重点都放在临时政府在处理群众集会时一些零星琐碎的具体案例上，却在埃及社会最需要的弥合各式各样的分歧上无所作为。“尽管革命的口号曾把很多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中，分歧与仇恨显然占据了上风，这恰恰是非政府组织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卡利勒说。

高压下，一位名叫哈立德·阿卜杜拉的演员创立了名叫“听见”的活动。他号召每个参与活动的埃及人于晚上9点在厨房敲打锅碗瓢盆以表达对当前政局的不满。

哈立德说，“听见”运动就是要在极化的社会中打开一片能表达埃及人共同意愿的空间。

现代化困境

塞缪尔·亨廷顿在半个多世纪前精准地洞悉到现代化过程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困扰。他将一个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而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政治体制称之为普力夺政体（praetorian polities）。

在普力夺社会下，各种社会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到政治领域参与活动，这些“政治化”的团体缺乏灵活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和缓解政治行为，也没有能力去创造这些制度，于是各种政治与社会混乱便争相上演。

埃及的变革完美地诠释了亨廷顿的理论。

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结果是未能使埃及孕育出现代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政党，更不用说一套完整有效处理各个社会共同体之间分歧的制度。

在任何一个社会势力组成复杂而且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创设与各派势力既有联系又相对保持独立的政治机构的话，那么就没有一派力量能够单独统治，且形成稳定的共同体。

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及临时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过程中，中坚力量是代表草根穆斯林民众的穆兄会和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自由派的联盟；一年之后，又是自由派与军方站在一起将穆尔西赶下了台。但这对临时盟友随即就如何对待穆兄会产生了分歧，最终自由派的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愤然辞去临时政府副总统的职位。

亨廷顿曾总结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如此混乱的历史原因：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原有系统；奥斯曼帝国统治从高水平的制度化退化成软弱的异族统治，“一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其失去合法性；紧接着阿拉伯国家又相继沦为英、法两国的“托管地”——历史上的经历一直阻止阿拉伯世界建立起自身的政治制度。

脆弱不堪的状态在建立民族国家后也未有改观。埃及为弥补新旧制度差距而上台的政治强人，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都没能做到不眷恋权力。

于是普力夺制度下最激进的表现形式，军人干预一直没有退出过埃及的政治舞台。在这一次埃及民主进程的反复中，军人对其职责的认知再次成为下一步走势的关键。

在其他机制短期无法建立完善的限制下，军人干政有时是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更早摆脱普力夺的恶性循环，因为和文官比起来，他们对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有着更热切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可以弥补缺乏权威领导的问题。以亨廷顿的一句论述以蔽之：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不过这要求一方面军人不能随便将武力凌驾于政治之上，另一方面又要脱下戎装，投身政治，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让未来的军人或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失去必要性。

土耳其，榜样？

号称扛起伊斯兰民主大旗的土耳其，在向当下民主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亦数次遭遇在选举中获得多数的伊斯兰色彩政党试图以伊斯兰教作为社会法则，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的偏路，军方的干预数次将其拉回正路。

1997年发生在土耳其的政变与埃及当前的情形最为相似。同样主张以伊斯兰教义建国的伊斯兰繁荣党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以21.38％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其复兴伊斯兰的势力不断挑战着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底线。军方忍无可忍认定繁荣党已成为“反对世俗行动的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法院决定取缔繁荣党，并禁止繁荣党领袖埃尔巴坎五年内继续从政。

正是由于现实存在的军人对文官政治的威胁，土耳其繁荣党洗心革面，以更加温和的路线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也即土耳其当前的执政党。

在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也开始注重与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进行互动。位于安卡拉的中东理工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伊赫桑·达济（Ihsan Dagi）认为该党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改变：政治语言开始与现代接轨，使用人权与民主等政治词汇；注重来自底层群众的支持，为其合法性寻找根基；最重要的是寻求国内外世俗团体的认可，借此巩固合法的执政地位。

正义与发展党最终在2002年实现执政，并因取得的经济成就，让总理埃尔多安在2011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将近50％选民的支持，这是自1983年以来首次有执政党的得票率超过45％。看似稳固的基础让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火苗死灰复燃。埃尔多安政府希望放宽妇女在大学等公共场合戴头巾的限制，最近又通过在学校和宗教场所严禁售酒和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禁止售酒的禁酒令。兰德公司专门研究过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发展的斯蒂芬·拉拉比（Stephen Larrabee)对《财经》记者表示，埃尔多安目前还有着独揽大权的倾向。

这时虽然军人权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但土耳其世俗社会已经强大到足以抵抗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埃尔多安的宗教倾向，尤其是在今年夏天，因伊斯坦布尔的盖济公园拆除而引发了土耳其的全国示威浪潮。

虽然还不能给当前的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打满分，但土耳其的民主范本仍然走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前面。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渐进曲折过程，大部分国家现在的挑战是首先要走到第一个节点，即建立民主制度，然后才是第二个节点发展经济，最后到第三个节点，丢弃专制传统，形成自由民主制。

土耳其至少已经打破阿拉伯国家与民主无缘的“魔咒”，建立起民主制度，现在正在走上彻底丢弃专制传统，形成真正的自由民主制的路上。

（记者 郝洲）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