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死了。在从不缺新闻的巴以地区，一个昏迷八年的人，仍能登上头条，足见其曾经的影响力之大。

沙龙不是一个好人。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中东战争的敌酋，是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罪人，是一个“屠夫”。沙龙中风后，巴勒斯坦人上街分发巧克力，庆祝他受苦，“真主正从沙龙手中解放世界”。

即便在以色列国内，沙龙的政治生涯也和受贿、选举舞弊等丑闻缠夹不清。

然而，或许如八年前一位约旦政治分析家所说，在实现和平方面，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能比沙龙好。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政治面目模糊：打不清不楚的仗，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是赢是输；谈不疼不痒的判，政府总在巴以和谈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政客处事暧昧：忙于维系执政联盟，不愿也不敢面对日益右倾的民意怒火，没有决心和勇气做出痛苦的妥协，和谈只能是原地踏步。

今天的巴以和平进程，好谈不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希望与失望反复交织的和谈，打碎了一代人的信念和理想，消磨着双方人民对和平的期许。

巴以问题难解，就在于有太多看似无可让步的“原则”。耶路撒冷？不可能分割；定居点？不可能停建；巴勒斯坦难民？不可能回归。没让步的空间，自然没谈判的余地。要冲破黏滞的现状，只有靠非常之人、非常之举。

沙龙就是一剂猛药。他的过人之处，恰在于没有原则。任何宗教、法律、军令、承诺，甚至自己一小时前说的话，对于沙龙都不是束缚，都可以因时、因势而变。只要在他看来，能够实现以色列利益最大化。

2000年，沙龙在近千军警护卫下，强行进入有争议的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地区，引燃了此后持续5年、造成4000多人死亡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武装起义）”。

5年后，2005年9月，沙龙政府派出军警，强行执行加沙单边撤离计划。冲突的两边都是犹太人：定居者筑起街垒拿起枪，甚至点燃自己，与定居点共存亡；军警破门而入，抬走不愿离开的定居者，推土机随后彻底摧毁房屋。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开始经营的定居点，被自己人一朝连根拔起。

单边撤离加沙，在以色列掀起滔天巨浪，把整个社会撕成两半。这个决定有多难，只要看看现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暂时停建”定居点而跟执政伙伴、美国人、巴勒斯坦人扯了多少皮。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做出如此决定，执行如此决定，都是政治自杀。

但沙龙不仅“敢”，而且“能”。借这一“创举”，以色列卸去了沉重的现实和道义包袱，巴勒斯坦得到一块自治土地。历史很讽刺，沙龙这个“屠夫”给了巴以和平一线实实在在的希望。

可惜的是，仅仅4个月后，沙龙中风昏迷，他未完成的和平计划成了永远的谜，加沙局势的后续发展也脱离了预想的轨道。一度看似可及的和平，仿佛和沙龙一起睡去了。

我们无从揣测沙龙晚年的转变是真心向和，还是以退为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决策中展现出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决断力，以及让执政盟友和大部分国民言听计从的领导力，是解开巴以难题必不可少的因素。

很多时候，挑起战争和推动和平的是同一群人。很多时候，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必须要和恶魔做交易。

巴以和平，需要一个沙龙这样的人。但只怕沙龙之后，再无沙龙。

（作者：袁震宇、郝方甲 2010—2012年新华社驻耶路撒冷记者）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