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美国精心酝酿的对伊政策已经接近完全失败，当然，美国人不会轻易承认这一点。美国“失去”伊拉克源于一系列错误的选择、政策、判断和反应。

从萨达姆时期的“邪恶轴心”，到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民主样板”，如今美国媒体多用“地狱”来形容当今的伊拉克。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距今已超过10年，但伊拉克的命运却似乎转回到了原点。从各种角度来看，伊拉克正朝着美国最不希望的方向迈进——恐怖主义分子找到了有经济来源的根据地，伊拉克的什叶派正在向伊朗的什叶派靠近，叙利亚和库尔德人都希望从分裂的伊拉克分得一杯羹。

实践证明，美国精心酝酿的对伊政策已经接近完全失败，当然，美国人不会轻易承认这一点。美国“失去”伊拉克源于一系列错误的选择、政策、判断和反应。

这一系列错误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如今，国际上仍然有不少人用阴谋论的角度来解释这场战争，认为伊拉克战争源于该国准备对“石油美元”体系发起挑战。然而，从后来披露的美国战争决策过程及相关情报看，另一个阴谋论促使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即萨达姆政权正在积极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想把这些武器交给“基地”恐怖分子。

阴谋论的缺陷在于它使决策者夸大了威胁的破坏性和紧迫程度，倾向于寻找“自圆其说”的证据，低估了仓促应对威胁带来的潜在成本。美国政府也是如此，在获得一位前萨达姆政府高官的“孤证”后，美决策层随即将其他与之相反的情报束之高阁，仓促决定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

美国付出的战争成本远不止是数千名美军的生命及高达万亿级的经济损失，其他的代价还包括：动摇了中东地区自纳赛尔革命后逐渐形成的微妙力量平衡，破坏了国际社会在中东局势的合作氛围，损害了美国作为中东主要“调解者”的信誉等，这些导致美国战后重建伊拉克从一开始就异常困难。

事后证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未见明显关联，也未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巨大误判不仅让美国声誉扫地，也让美国必须地承担起重建并保护战后伊拉克的责任。

美国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低估了重建伊拉克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尴尬地接手战后满目疮痍的伊拉克后，美国率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重建国内秩序，而是如何迅速体现出“美式民主”在中东地区的可复制性。

2005年10月，在美推动下，以联邦制、议会代表制为核心的伊拉克宪法获得通过。在大部分逊尼派伊拉克人反对下，该宪法的支持率只有78%，其公信力一开始就受到质疑。该宪法突出了选举中“赢者通吃”的原则，扩大了库尔德人的权力，这些加剧了伊拉克社会的分裂。

2005年底，伊拉克完成首次大选，人口占优势的什叶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库尔德人和逊尼派则获得了总统和议长两个闲职。在未能充分考虑中东地区社会矛盾复杂性的背景下，美国力推的“民主制度”成为了伊拉克动荡加剧的助推器。之后10年内，伊拉克内部的三派势力一直为争夺权力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权者与反对派的暴力冲突从未停息。

在“权力游戏”的洗礼下，美国选择的代理人马利基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成为了这场危机的“头号罪人”。马利基政府不仅动用军队、警察和民兵恐吓政敌，还公然违反一系列与逊尼派分权的协议。这些致使伊拉克一部分反对派投靠到极端分子门下，试图用暴力夺权，或报复马利基的“暴政”。

美国对“茉莉花革命”的欢呼雀跃让其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美国一直期待的“中东民主浪潮”在2010年至2011年突然袭来，令其喜出望外。

当埃及的游行群众走上街头时，美国看到的是又一次苏东剧变，却并未联想起与其发生背景高度相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茉莉花革命”让美国认为，自己的中东战略大获成功，一大批亲美的民主政权会源源不断出现。

在2011年5月“意外”消灭本·拉丹后，美国再次放松了对恐怖主义的警惕，认为伊拉克境内的极端分子不再构成威胁。正是基于这些乐观的判断，2011年底，美国按照原定计划从伊拉克完全撤军。而在此时，“茉莉花革命”带来的动荡因素已有所显现。

美国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国看似立场坚定，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投鼠忌器，左右摇摆。

2013年，奥巴马主义让美国在最后时刻放弃了以“化学武器”为名打击叙利亚，战争由此陷入长期化。这场残酷的内战给“基地”组织及其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更名为“伊斯兰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练兵场，他们甚至可能从叛军手中间接获得了美国的资助。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重复了上世纪阿富汗战争中的错误，天真地认为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如今，美国反而需要向叙利亚和伊朗寻求合作，共同剿灭不断坐大的“伊斯兰国”。

事已至此，美国已经不能在伊拉克问题上继续犯错。如果放任“伊斯兰国”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美国很可能将重复在塔利班问题上的巨大失误，那么美国的命运也将转回“9·11”之前的起点。

（作者：李峥）

来源：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