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日，“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分支机构“索马里青年党”遭遇重创，其领导人古丹(Ahmed Abdi Godane)在美军对营地的一次火箭弹袭击中丧命。这是美军对恐怖机构高层又一次成功完成定点清除。

非洲联盟主席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是“所有非洲人民骄傲和欢欣的时刻”，此话让人想起2011年本·拉丹被击毙时瑞典外交部长在推特上的言论：“没有本·拉丹的世界将是更好的世界，他的仇恨是对全球的威胁。”

目前，世界对定点清除的态度已悄然改变。而在以前，国际社会绝不像现在这样“一路绿灯”。2002年，美军无人机在也门暗杀“基地”高层领袖阿尔哈里斯，当时的瑞典外交部长指责这是“违反人权的处决行动”。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前这种暗杀方式被指控为“违反国际法、主权和人权”，但是现在大家却渐渐沉默，尽管相关国际法和人权标准未有任何改变。

人们只能说，这是因为国际规则或潜规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往往是支持者积极游说的结果。游说越成功，新规则与现有规则同时存在的机会就越大，只要新规则能持续存在足够长时间，就会逐渐被制度化。

有些新规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政府行为，但也有某些新规则取消了对政府行为的限制，例如美国的定点清除。

定点清除的执行主体是美国政府。最初时，定点清除被视为有违国际准则，被视为践踏了他人生命权以及当事国的主权。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常年来一直宣传这种行为符合国际法。

在本·拉丹被击毙时，美国政府刻意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这也是一次定点清除。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口中，这次行动是美国的合法义举，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对于美军的行动、本·拉丹的死亡和美国政府的辩护，国际社会的意见从热烈支持到沉默不语，反对者寥寥无几。支持者中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他说：“国际恐怖首脑受到正义惩罚，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轻。”

拉丹之死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定点清除的反应的标志性改变，他过于邪恶，因此他的死亡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的辩词中某些有道理之处：定点清除在反恐战争中有重要作用，比起其他方式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最经济。

本·拉丹死后，尽管美国减少了在巴基斯坦的定点清除，却增加了在也门的行动，欧洲盟国对无人机计划虽不赞成，却也没有更多反对。与此同时，无人机销量大幅增加，绝大部分被用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执行定点清除任务。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其实对美国的定点清除政策暗中支持，法国和意大利正向美国订购更多无人机，德国甚至允许无人机从美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起飞，执行暗杀任务。

全球观点已完全转变，从谴责和禁止无人机暗杀到试图监管无人机。2013年联合国对美国的无人机政策展开调查，负责人本·埃莫森在当年向联合国汇报时这样说：“这种战争形势将继续存在，但各国之间如果没有协议，如果难以保证平民的安全，那么定点清除是相当危险的。”

国际社会意识到，对于无人机政策必须进行监管，但是监管方向在哪里？一个建议是：必须由经过人道培训的机构来执行，此外对每次暗杀行动，要有及时、公正和透明的调查来证明是否有意外平民伤亡，调查结果要对外公布；如果行动中有犯罪行为，必须绳之以法；在武装冲突地带之外使用无人机执行暗杀更需要更多国际监管。

我们见证了这种新国际常态的诞生，本·拉丹的死亡加速了无人机暗杀合法化进程，如果国际机构最终能就“哪种形式的定点清除是被允许的？”“暗杀行为下的主权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保障平民安全？”等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定点清除就将作为一种正常的战争手段存在下去。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定点清除的讨论难以获得一致意见，以致定点除行为失去支持，日渐枯竭。

因此，不论是出于保护平民还是保护主权的目的，国际社会必须对定点清除的可接受参数达成有意义的协议，这可能是唯一选择。

（作者：潍）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