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摘要】伊朗的反西化本质是“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捍卫文化主权与发展自主性的典型实践,其思想源流可追溯至19世纪的维新运动。早期知识分子提出以哲学复兴和民族精神抵御西化,冷战时期的反西化演变为对依附论的批判,最终通过霍梅尼等人领导的“阵地战”转化为革命意识形态,推翻巴列维政权。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通过三重举措制度化反西化叙事:在政治上构建审查体系监控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经济上推行“抵抗经济”、在文化上通过宣传机器与宗教教育塑造符号权力。伊朗的反西化举措虽取得一定成效,捍卫了文化主权,但也面临结构性挑战。政治控制导致社会压抑与人才流失,民生艰难导致符号权力日渐衰弱,代际更迭引致青年疏离官方叙事,外部压力加剧意识形态矛盾。伊朗反西化道路的困境在于,其韧性源于与民族尊严的绑定,但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普惠与治理实效。伊朗案例表明,“全球南方”国家需超越西化与反西化的二元对立,通过国家善治与内部改革构建兼具主体性与发展效能的现代性理念,方能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持久稳固。

【关键词】文化主权;伊朗;反西化思想;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