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亚非洲》2026年第4期

【摘要】当前的技术民族主义理论框架较少用来探讨新兴国家的技术政策,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优势—弱势”和“技术—情感”二分框架未能有效解释这些国家将技术突破与国家建构深度绑定的叙事模式。“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旨在将技术发展转化为现代化叙事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实现经济结构跃升与国家认同重塑,具有发展导向性、国家建构性和策略灵活性等特点。自沙特阿拉伯建国以来,技术始终是理解该国民族主义演化的重要线索。在经历了传统资源民族主义和资源技术民族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后,沙特在2016年提出《2030愿景》,正式步入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阶段。在技术权力层面,沙特通过制度建设、标准塑造与资本输出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延伸;在技术安全叙事上,沙特将“自主可控”与“文明认同”结合,既通过多元合作和本土研发降低对外依赖,又在伦理、文化和治理层面赋予技术发展以伊斯兰价值合法性。沙特的经验表明,技术民族主义在技术后发国家并非被动抵御外部压力的工具,而是国家重塑权力结构与社会契约的主动回应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虽是后发国家的战略选择,却也潜藏新的结构性风险,需避免技术民族主义异化为新的不平等体系。

【关键词】技术政治;沙特阿拉伯;发展型技术民族主义;技术权力争夺;技术安全叙事;国家建构